上海危险驾驶（醉驾）案件七大审判观点

上海危险驾驶（醉驾）案件七大审判观点

（上海审判研究2016年第22期）

来源：“刑事实务”公众号

编者：随着司法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实务界对危险驾驶（醉驾）相关争议问题逐步开始形成共识，现将上海危险驾驶（醉驾）案件主要审判观点整理如下，供法律同仁处理此类案件时参考。

一、危险驾驶之“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倾向认为：《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是针对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要求司法机关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认定外，还必须考虑包括犯罪情节在内的所有要素，只有对相关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者威胁符合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才能作为犯罪处理。不能因为醉驾入刑没有设定情节限制，就突破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实践中，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轻微或者显著轻微的情形，应当依照《刑法》三十七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

在具体认定上：1.除外原则：认定为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的，应绝对排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认定为醉驾情节轻微的，原则上也应排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

2.分析方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醉驾情节是否轻微或者显著轻微。客观方面，包括：醉驾的时空环境，如在深夜或凌晨人稀车少的时段或者偏僻路段驾驶的，醉驾持续的时间和行驶的距离较短的；醉酒的程度，如刚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标准的。主观方面，包括：犯罪的态度，如主动停止醉驾或者具有自首、坦白等情节；犯罪的动机或对醉驾行为本身的认识，如为救治他人而醉驾尚不构成紧急避险的，误以为休息数小时或者隔夜之后会醒酒而导致醉驾的；等等。

3.参考类型：醉驾案件情节轻微或者显著轻微的，主要涉及以下六种情形：

一是挪动车位型。该类型的被告人驾驶车辆的目的并非在道路上行驶，而是为了挪动车位。被告人由他人驾车送回小区停车场，因他人未将车位泊好，被告人挪动车位剐擦别人车辆或碰撞上消防栓而案发，有的甚至是应停车场保安人员的要求挪动车位，且未发生危害后果。

二是救治病人型。该类型的被告人为送生病的家人去医院急诊或者赶去医院陪同家人急诊而醉驾，均未发生交通事故。

三是睡觉休息型。该类型的被告人在行驶一段距离后主动放弃醉驾，靠边停车睡觉。

四是隔时醉驾型。该类型的被告人饮酒后将车停放在饭店门口，间隔数小时或隔夜回饭店取车驾驶，但血液酒精含量仍达醉驾标准。

五是尚未驶出型。该类型被告人在道路上准备驾驶尚未驶出时即被查获。

六是被醉驾追尾型。该类型的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较低，虽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亦醉驾且负事故全部责任。

二、危险驾驶之“缓刑适用”

倾向认为：关于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问题，可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缓刑适用的标准。具体说明如下：

1.对于具有《意见》第二条第一项情节的，区分情形适用缓刑。对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造成交通事故致人轻微伤以上的，从严适用缓刑；其他情形可酌情适用缓刑。

主要理由：实践中，犯交通肇事罪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尚且可以宣告缓刑。而醉驾（仅限构成危险驾驶罪）发生交通事故多为车辆剐蹭等轻微财产损失，或者致人轻微伤以下伤害，被告人大多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若一律不适用缓刑，打击过于严厉，亦明显与交通肇事罪的处罚失衡，故可区分情形适用缓刑。

醉驾造成事故后逃逸的，情节恶劣，反映出被告人悔罪态度较差，应从严惩处，故原则上不适用缓刑。造成交通事故，同时具有《意见》第二条第（二）至（六）项情节之一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2.对于具有《意见》第二条第（二）至（五）项的单项情节的，可酌情适用缓刑；具有两项以上情节的，从严适用缓刑。

主要理由：这四项从重处罚情节均是危险性较高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鉴于未发生实际危害后果，可酌情适用缓刑；但被告人同时具有两项以上情节的，说明该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极高，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适用缓刑应从严掌握。

3.对于具有《意见》第二条第（六）项情节的，从严适用缓刑；且具有该条第（一）至（五）项情节之一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对于具有《意见》第（七）项情节的，原则上不适用缓刑。

主要理由：这两项从重处罚情节均是反映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大的情形，或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是不思悔改再犯，故适用缓刑应从严掌握。

三、危险驾驶之“醉酒”

正常情形：以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作为认定醉酒的标准。且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

逃逸情形：对于因犯罪嫌疑人脱逃，导致未能及时对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或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的情形。

倾向认为：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并非认定醉酒的唯一依据，只要在案的其他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仍可认定行为人醉酒驾驶。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对取证的要求更高，要穷尽一切手段收集能够证明行为人在驾驶时处于醉酒状态的各类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依靠其他证据认定行为人醉酒的做法属于例外情况，不是常态，不能据此认为办案中可以不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并且，对于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量刑时应更为审慎。

四、危险驾驶之“机动车”

问题提出：认定“机动车”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有动力装置驱动且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下简称超标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存在争议。

倾向认为：尚不宜将超标车认定为“机动车”，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超标车，或者驾驶超标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主要理由：

1.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目前，对于超标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相关行政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有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明确规定超标车属于机动车之后，才能据此认定超标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在此之前，不应片面地以超标车符合机动车国标，或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排除超标车属于机动车，就据此认定醉酒驾驶超标车或者驾驶超标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认定，属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2.公众普遍认为超标车不属于机动车，醉驾超标车或者驾驶超标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人不具有构成危险驾驶罪所需的违法性认识。危险驾驶罪是行政犯，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自然犯不同，行为人在认识到单纯事实的同时，未必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意义。对于作为该罪构成要件的“机动车”，行为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在驾车的事实本身，还要认识到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从该罪防范社会危险的罪质特征考虑，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需要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进行评价。如前所述，国家既未对超标车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规定，又未对之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在此情况下要求普通公众认识到超标车属于机动车，既不现实，也不妥当。因此，目前醉驾超标车或者驾驶超标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人普遍不具有构成危险驾驶罪所需的违法性认识。如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便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解决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认识问题，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或者鉴定意见，称涉案的超标车属于机动车。但这种做法既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车，更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超标车属于机动车。

五、危险驾驶之“道路”

问题提出：审判实践中，对“道路”一词的内含与外延的理解存在不同理解。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1.如何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中“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2.村道是否属于道路？

倾向认为：1.无论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车辆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特别是有的地方公共停车场车位有限，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小区将内部停车场面向公众，实行错时收费停车，社会车辆在单位管辖区域内通行的情况将越来越普遍，如果不认定为道路，将不利于保障这些地方的交通安全。

2.关于乡村道路，鉴于道路的本质属性是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是公众通行的场所，故司法实践中对道路的理解不在于判断其属于哪一类道路，而在于其实际使用的功能。村道虽然不属于公路和城市道路，但其是修建在建制村之间以及建制村与乡镇之间承担公共交通运输功能的路段，现实生活中是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其性质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广场、公共停车场之外的其他“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因此，在村道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

六、危险驾驶之“主观心态”

倾向认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会产生抽象危险，仍希望或放任危险的发生，系故意犯罪。分析醉驾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可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入手。

首先，从认识因素方面看，行为人应对该罪构成要件要素“道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社会意义有一定认识。行为人只要凭生活经验对上述要素有一定认识即可，不要求其对上述要素的法律含义有准确的理解。

如果行为人对驾车前是否摄入酒精这一事实存在错误认识，则这一错误认识表明行为人欠缺醉驾故意中的认识因素，会影响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醉驾故意的认定。例如，行为人在聚餐时为避免酒后驾车而饮用无醇啤酒，因场面混乱误饮了一定数量的普通啤酒后驾车回家，对其是否具有醉驾故意应慎重认定。

其次，从意志因素方面看，要求行为人明知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具有危险性，但为实现其通行目的而放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是希望）这种危险状态的发生。醉酒后驾车会对交通安全造成抽象危险，这既是法律对醉驾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也是生活常识，因此判断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放任的心态并不困难。

七、危险驾驶之“从重处罚情节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问题”

倾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告人具有严重超员、超载、超速驾驶，或者无驾驶资格驾驶等情节的，予以从重处罚。由于这些情节同时也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如果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已对此作出行政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法院在将这些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一并考虑时，应当根据“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对其已受的行政处罚作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