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从建立正确激励开始

陈斌南方周末微信公号

2020年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检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作个别下调，可谓对学界有识之士与舆论多年呼吁的一个正面回应。

法条所针对的痛点是，不满14周岁成为“杀人免责牌”的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孩子营养更好、发育更早，不满14周岁的男孩气力往往胜过比他年龄大的女性。2007年2月，黑龙江明水县两名13岁的男孩对一位18岁少女实施轮奸，事后找来汽油浇在少女脸上焚烧，以杀人灭口，被烧得面容模糊的少女侥幸生还。这两位孔武有力的男孩遭受的惩罚是“责令其家长加以管教”。

而且，千万别低估他们对法律的了解，有的人往往知道自己杀人不用偿命，甚至不用坐牢。不少恶性案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004年7月，黑龙江通河县13岁男孩赵某强奸了14岁女孩。警方认为施害者未达到14周岁，将其立即释放。次年，就女孩家长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判决一个数额不足万元的赔偿。几天后，对判决怀恨在心、“知法”的赵某，杀死了女孩母亲，后来被判劳教一年半。

本次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虽然不是普遍性下调两周岁，但也有望部分堵上这一漏洞，降低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焦虑与痛感。更进一步，未成年人犯罪又牵涉到两个基本问题：未成年保护应该保护的是谁？教育与惩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似乎很简单：未成年保护，当然是应该保护所有未成年人。设想情形一，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施以比侵犯成年人权利时更重的惩罚，是符合这一答案的，这算是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保护。未成年人自保能力弱，需要成年人的保护，尤其需要免受来自成年人的侵犯。

又设想情形二，未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该保护哪一类未成年人，如何才算保护未成年人？如果因为施害者是未成年人而放过他，那未成年人受害者当何以自处？如果未成年人作为施害者有法外特权，那么未成年作为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甚至白白死去？未成年人保护沦为未成年犯罪保护，有何正义可言？从基本的法感情出发，答案应该是保护未成年受害者。

而如果把未成年人保护，恰如其分地定义为保护未成年的人身、财产等权利免受侵害，无论这种侵害是来自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前述两种情形才能在逻辑与法理上自洽。

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些人下意识的答案可能是未成年人犯罪，应该以教育为主，不宜强调惩罚。这种观点背后基本的假设是：教育与惩罚是对立的，教育是和声细语的、春风满面的、氤氲化醇的，顶多是批评几句、诫勉几句。

教育的本质，当然不只是告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应当是对行为建立正确的激励，让大家乐意做对的事、避免做错的事。如果你说一种行为是错的，但在激励上开绿灯，那就南辕北辙了。在这个意义上，“做错事要付出代价”“犯罪要受到惩罚”本身就是教育最核心的内容。如果未成年人知道规则是自己犯罪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未成年人犯了罪特别是恶性犯罪之后，大家说“他只是个孩子，家长领回去好好教育一下吧”，那简直就是诱导、激励犯罪，这不是教育，而是教育的反面。

总之，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与未成年人犯罪，存在一些迷思与误区。但是，如果追求的目标是降低未成年人犯罪，是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犯，那就必须从厘清未成年人保护的正确涵义开始，从学校教育到司法到社会舆论各个环节，回归到教育的根本，建立对行为的正确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