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案中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

婺源案中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

原创张倩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两天前，一则性侵4岁女童被判死刑的消息刷屏！女报特别配发评论：“严惩是保护女童的利器”！

不错，在正在进行的刑法11大修中，拟增加所谓特殊职责人员强奸罪，而此次庭审的婺源某小学教师江某，无疑就是利用教师执教便利，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伤害的恶魔“狼师” 。

当被害儿童一致放话为昔日老师“求死”时，我们的司法，是否也应倾听一下孩子的心声——因为在刚刚修订完成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特别增加了“尊重儿童观点”这一原则——即“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一条！

01.庭审现场：被害儿童的“判死”诉求被表达

2020年11月12日，江西婺源县某中心小学村小教学点代课教师江某，涉嫌强奸3名、猥亵16名幼女一案，上饶市中院合议庭在婺源县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案件刑事部分。

经过近5个小时的庭审，在法庭辩论的最后环节，16名受害幼女的法律援助代表律师黄思敏，特别向法庭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尊重受害人观点：

“虽然本案的民事部分调解撤诉处理，在庭审中受害人也未到庭，但是她们有权利表达自己对本案的观点和态度。我作为诉讼代理人在两次开庭前，均通过走访、调查、面谈，发现多名受害人表示江某是‘恶魔’、并询问代理人开庭是不是‘可以枪毙江老师？’……受害人这样的表现、表示，也体现了她们憎恶被告人恶行、想要严厉处罚江某的态度……

综上，被告人江某长期利用教师身份强奸、猥亵多名幼女，应该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具体情节恶劣，应从重处罚判处死刑。”

广泛征求并向合议庭正式反映受害儿童对加害人的刑求，这在类似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的庭审程序中，尚属罕见。已往，多为监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包办代言”，而那些遭受性侵害的儿童的真实心声，通常因漠视“被息声”。

当成人做主角“霸盘”诉讼程序时，作为“配角”的儿童受害人的真实心愿，往往在诉讼程序中，被忽略无视了。

这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顽疾，将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完成而被打破。

据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称，在刚刚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他特别注意到，新增加了“尊重儿童观点”这一原则——即“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一条：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

（三）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五） 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

（六）保护与教育相结合。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理念，此次千千律所志愿律师团队在代理婺源六旬“狼师”江某性侵儿童案中，首次进行了把被害儿童的意见和建议，于庭审前征集、庭审中表达、庭审后呈交的尝试。

02.“恶魔”成为被害儿童对昔日老师的指称

淼淼家距离婺源县城二十余公里，到达其村落时，已是黄昏时分，秋末冬初的婺源炊上时段里，淼淼家的灶台尚未见烟火。

当然，这是“出事”以后的家庭日程表，此前，他们家是夫妻双双出门“讨生活”，淼淼姐妹俩和弟弟扔给老人“留守”；失去监管的姐妹俩也成为色狼江某“下手”的对象。令人唏嘘的是，肖陆说，在这起案件中，像他家女儿一样，同时成为受害者的，村里共有三对姐妹。

淼淼姐妹事发时，一个7岁，一个5岁。按其援助律师黄思敏的说法：大的已能描述“所有”，小的则始终处于“懵懂”。也正因为岁数小，对侵害本身“社会性”意义不甚了解，“二次伤害”带给姐姐的伤痛明显高于妹妹：“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淼淼学习成绩急转直下，夜晚常常伴随着哀嚎和噩梦，内向与不愿交流成为日常！”肖陆介绍。

报警并上网公开此事已经两年多，学校老师性侵女童之事，在这座闭塞的村寨里仍显敏感，肖陆不愿律师和笔者前往涉案学校走访拍照；

虽然事发后，校址很快迁移，学校也换了新的女老师任教，校园外墙悬挂的“婺源县中小学校责任督学公告牌”上，已特别标有“教师师德”、“校园安全”、“校风、教风”等督导事项。

“那个人怎么还不死在里面呀”“恶魔到底能不能被枪毙啊？”“我就想让他死！”肖陆说，孩子们偶尔讨论到此事时，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不要以为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清楚，老师对自己做了什么，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都记有一本帐！被害幼女这样的表示与表达，体现了她们憎恶被告人恶行、希望严厉处罚江某的态度……”黄思敏说，赶在第二次开庭前晚，她专程到村内走访调查，就是希望把孩子们的心声，或通过被害人本人，或经由她们的父母，传递给所有援助律师，并通过庭审发言，呈现给合议庭法官与公诉机关。

“在多角度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前，‘替’孩子维权、最大限度地为她们争取权利，是我们每个被害人诉讼代理律师的共识。只是，慢慢地我们才意识到，让孩子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真实全面表达自我意识、自我看法，其实也应是维权过程的重要一环，也是更有效进行社会倡导的助推器。”黄思敏说。

基于此，在庭上，她将孩子们对诉讼结果刑罚“追求”的表述，作为援助律师法庭意见的一部分传达出来，就成了此次庭审的重要一环。

03.“丢橡皮”游戏曝光后的迅速报警

“江老师把我放在他的腿上，面向同学坐着，然后他从背后伸手，把手伸进我屁屁里去抠……”缄默一阵后，面对妈妈的询问，晶晶终于开口讲述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性侵自己的一幕……虽然时隔了四五年，女儿已转入他校升为六年级学生，但这段刻骨铭心的伤害，还是在她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问出整个事发细节，我花了不少时间，因为女儿的情绪不能承受‘一次完成’。第一回，她只是答复我，老师对她也有‘摸屁屁’的情形，然后便开始嚎啕大哭！我只能搂住她，嘴里不停地安慰：‘不要怕！那不是你的错！妈妈不怪你！’然后，慢慢地，她才逐渐敞开心扉，讲出过往。”

随后，萧蕣带女儿去医院相关科室做体检，结果是：女儿处女膜存在陈旧性裂痕。

而据悉，在此次受援的16名被害儿童中，处女膜出现问题的多达7人。

萧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陷于深深的自责。聊天时，她坦言，在事情曝光一年前，她便听说村里盛传老师抠摸孩子的说法，而且班上还盛行一种所谓的“丢橡皮”游戏（即孩子们故意往地上丢橡皮，然后借趴地上捡橡皮时，窥视老师在讲台上对女生的各种性侵行为）。但因平时村里孩子多为老人带养，像其他人一样，她向自家老人核实后，便也选择相信了老人的“否定”说法。

“如果我再细心一点，如果我能经常性地回家看看，最起码，至少能提前一年让事情水落石出！这也能让很多孩子少受伤害！” 萧蕣和丈夫平时在外打工，一年仅回家几次。但就是在她没有外出打工的这一年，她发现了小学代课老师江某性侵学生的端倪，并在核实后让丈夫迅速报警。

2020年11月12日，在本案刑事部分庭审中，公诉机关出具了村委会证明，16名被害人中有14人是农村留守儿童，其中有三对被害人是姐妹关系。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双女儿纷纷落入教师性侵魔爪，无异于灭顶之灾。按照家长们的说法，“有前科”的江某，在转到该中心小学村小教学点任一、二年级代课教师后，前后有长达七八年的时间。

△图|梨视频对事发小学副校长的采访，千千制作截图

据估算，至少有成十上百的学生历经他手，“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学生能逃脱他的魔爪！”。

还记得春末夏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王振华性侵女童案吗？庭审结束后，审判机关在回应社会质疑，解释为何对其定罪“猥亵”而非“强奸”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自始至终，王振华都没有脱裤子。因为不存在性器官“接触”，故按照现行法律的“接触说”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构成要件，王振华涉嫌的是猥亵儿童罪无疑。

在王振华案曝出的第一时间，笔者在千千公号上发表了《王振华案暴露的强奸罪“高门槛”，是时候铲平了》的文章，特别介绍了我国在立法上，由于坚持必须是加害人用性器官接触被害人性器官的“接触说”，而无视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适的身体任何部位或工具触碰被害人性器官即为强奸的定罪标准，故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因“懂法”的加害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坚称“手指说”，以猥亵儿童轻罪逃脱强奸重罪的个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局面的遏制极为不利。

而在婺源68岁师源性性侵案中，关于是否涉嫌强奸漏罪，曾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果没有千千律所十余名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志愿律师的介入，险些让被告人江某避重（罪）就轻（罪）。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志愿律师团队的徐维华律师，既是此次三位7旬高龄的被害人诉讼代理人之一（另外两位为安徽润天律师所的余华坤律师、海南法立信律师所的蒙瑞蓉律师），也是为此案奔赴江西当地次数最多的两位法援律师之一——她和76岁高龄的余华坤律师，从会见受害人到阅卷、再到第一次、第二次开庭，以及后面赴当地进行民事赔偿的调解，每个人为此案前后奔赴婺源、上饶均高达四、五次之多。

“在婺源案中，公安侦查人员的问话方式和问话技巧值得商榷，导致前期只是向非强奸的猥亵行为上‘靠’，这是我们阅卷时明显的感受！”徐维华向笔者坦称。除了有着丰富的一线专职公益律师的办案经验，其曾任全国妇联权益部法律顾问处处长、参与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背景，特别是之前两年半的一线公安警员的执业背景，共同造就了徐维华有一双可以洞穿案件在侦查阶段暴露的“短板”的眼睛。

11月12日上午的庭审结束后，身为家长代表的柳隆，特别讲述了他第一次带女儿去报警时孩子的说法：她当时清晰地陈述说，江老师多次带她去办公室，然后把她放到桌子上躺下，她感到“有东西碰到她下面”、“往下面塞东西又塞不进去”……她后来看到老师穿了一条长裤，正在系腰带……

在徐维华看来，从孩子的描述过程端量，将侵害对象平躺置于桌上或床上，乃至骑坐自己身上，这些或许都不能满足被害人目睹老师裸体或脱裤子的全过程，但难道仅凭于此，侦查机关就能明确排除强奸情节么？如此，又怎样解释孩子们的描述呢！

经过反复阅卷以及志愿律师团队的集体研判，并经由经验丰富的王永梅律师，专门培训指导被害儿童家长，以游戏方式代入孩子模拟被害过程情境再现，“狼师”江某强奸女童的细节终于“浮出水面”，并被全程再现……这也直接导致了对他的公诉意见，由最初的猥亵儿童罪“升级”为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两罪并诉。

2019年5月24日，婺源“狼师”江某猥亵15名女童案，在婺源县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来自全国各地的14名援助律师，身披“律袍”出庭，为公平正义而战，为弱势儿童的权利而战。

作为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服务志愿律师团队的一员，这些从事儿童保护的专业人士，身份证与律师证上显示的籍贯地址或执业地点，涵盖了从北京至海南，从上海、广东沿海，略过安徽腹地，直抵中原的广阔地域。当然，江西本地的律师，也没有忘记履行援助被害儿童的职责。

这些援助律师包括：郭建梅、吕孝权、徐维华、王竹青、王辉、王永梅、黄银华、余华坤、陈昕、蒙瑞蓉、黄思敏、尚满庆、万珏、李瑾娟、唐绍洪、谢丽霞、罗放、石智智……。

走进法庭坐进诉讼代理人席位之前，黄思敏称自己一直心怀忐忑，惴惴不安中，透着深深的焦虑与愤懑。

此前二十分钟，她刚刚与自己的受援对象、10岁的淼淼见过面，同行的还有小她近2岁的妹妹晶晶，作为被老师“魔爪”侵害的对象，姐姐不停缠着母亲反复问一句话：“监狱里的江老师，到底能不能被枪毙啊？”

“毫不夸张地说，她当时问得我是心惊肉跳！要知道，当时第一次开庭时的罪名，江某还仅限于猥亵儿童罪，最高也不过就是几年的刑期，哪里到得了死刑！而孩子期盼的眼神又是那样热切，我实在不敢想象，一旦判决结果出来后，孩子们会如何的大失所望！”

庭上，十数名援助律师，当庭提出了改变公诉罪名，增加强奸罪漏罪指控，以及申请提级审的代理意见。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曾就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提级审”的意义进行过专项研究。她说，当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提级审了，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提级审了，后来的满洲里人大代表性侵案也提级审了。上述这些案件，最初都是定由基层法院审理，经社会各界呼吁后，改由中级法院审理的。

在她看来，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提级审判能体现出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程度，法官在量刑上也不用再受基层法院刑期上的“框限”。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是否采取‘提级审’，判断尺度不光是实体部分的获刑长短，更体现的是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姿态’。”张荣丽特别强调。

很快，当地司法机关，采纳了援助律师团队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公诉机关起诉江某的罪名，由最初的猥亵儿童罪，改为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两罪并诉，管辖法院也从原来的婺源县法院，提级到上饶市中级法院（此次刑事部分开庭，为上饶市中院借用婺源县法院法庭审理）。

06.即使只剩最后一个死刑，也要留给儿童性侵犯

在历经十数名诉讼代理人、耗时近8个月的“据法力争”后，提级审建议最终被采纳。2020年11月12日，上饶市中院就案件刑事部分一审开庭审理。

开庭前，律师在与家长们反复沟通后，充分尊重被害人家长意见。最终，民事赔偿部分，在合议庭主持下，在法院和公诉机关的共同协调下，也在代理律师的积极努力下，民事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全部16名被害人（增加了一名被害女童）每人均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款”（包括司法救助款），被害人撤回了对县政府、镇政府、县教体局和中心小学等共同被告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

如果没有千千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团队的据法抗争，被中止审理近18个月之久的这起案件，恢复审理后，或许最后的“落脚点”仍是婺源县法院，罪名也可能仍然限于猥亵儿童罪。也就意味着，对被告人江某的量刑，“顶格判”也只有15年有期徒刑。本次庭审中，公诉机关提出的对被告人江某的量刑建议，是无期徒刑。

“我们志愿律师团队和受害儿童及其家长，都一致希望能对被告人江某适用死刑！理由如下：一是江某主观恶性极深，无论是接受讯问，还是两次庭审，都坚称其所谓的猥亵和强奸行为，皆是‘教育方式’；而且他利用教师身份，在课堂上当众性侵，其犯罪场所，应认定为‘公共场所’；此外，他“狩猎”的对象，90%以上是12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不仅存在胁迫被害人情节，且作案时间长、侵害次数多、受害人众多、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深远……因此，基于上述各种恶劣情节，对比最高检发布的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中的（检例第42号）——教师齐某强奸2名、猥亵7名幼女学生案，被最高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结果，本案江某涉嫌强奸3名、猥亵16名幼女，且情节十分恶劣，我们认为理应对其处以更重的刑罚——死刑！”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主任郭建梅律师表示。

在郭建梅看来，“如何对待孩子，是一个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重要评价标志。儿童难以为自己发声，Ta们迫切需要利益代言人。”

郭建梅分析说，性侵未成年人是静悄悄的犯罪——这是美国犯罪学研究中常用的一句话。因为它的隐案率非常高，被发现的犯罪行为与实际上被侵害的孩子数量之差是相当惊人的，这一点在婺源案件中亦有相应迹象。

据家长们估算，“有前科”的江某到此任教至少已有七八年时间，这期间至少有几十名上百名的女生曾是他的学生，是否有可能存在更多潜在的隐形受害人？而且，涉案学校属于典型的“一师一校”，存在明显的监管盲区，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性侵的比例非常高，而这均属于四部委意见明确规定的从严从重处罚的情节。

“我特别同意我国著名儿童保护专家姚建龙的一个呼吁，即要对情节特别恶劣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严惩，如果只有最后一个‘死刑’，也应留给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郭建梅最后强调。

07.维权视角中那些被“忽视”的被害幼女

在为淼淼提供法律援助前，黄思敏曾为多起性侵案的被害人提供过公益法律服务，无论是宁夏灵武乡村教师黄振辛性侵12女童案，还是宁夏海原教师性侵9位女童案，以及此次的婺源六旬教师江某性侵16女童案，多起师源性儿童性侵案的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囿于舆情压力，迫使相关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正视其用人不当、监管不严的法律责任，积极促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让她这个法理学硕士背景、对人权理论有着深入研究的志愿律师，对未成年被害人在维权过程中，意见及诉求“被忽略”的普遍现状，有了深切的感受与自省的认知。

“让我最受刺激的莫过于宁夏灵武性侵案，当我们12名志愿律师，经过前后2年的不懈努力与持续跟进，穷尽刑事、刑事附带民事、提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监察、刑事控告等各种程序尝试，最终迫使当地政府出面协调与各被害人达成民事（补偿）调解协议。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知，这笔本来应用于后期心理干预、转学、补课、搬家，简而言之，需花在受害女童身上的钱款，其中一户被害人家长竟挪作盖房资金。在听到实情的刹那间，我的心感到丝丝寒意，然后便开始思考自己介入这些案件的意义何在？”黄思敏向笔者坦承。

在她看来，无论是援助律师还是公益机构，乃至社会整个救助机制，都没能搭建一体化的“救助框架”，比如，除了针对未成年人后期心理干预机制的普遍缺位外，针对被害儿童家长的理念宣导与相关培训，更是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此，突然经过“调解”，来了一笔“意外之财”，被家长视为可以随意支出的家庭开支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基于对受害儿童自身诉求在“被救助”过程中的普遍缺位与漠视，作为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正在草拟的“涉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审理指南”的章节撰写者之一，黄思敏特别强调，在基本原则和要求章节中，务必加入“尊重儿童观点”这一原则，因为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特别强调的。

黄思敏表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特别规定：

“1.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

2.为此目的，儿童特别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政策诉讼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

黄思敏表示，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去年5月24日，本案第一次开庭前，淼淼被妈妈带着，从乡下赶来法院的路上，不停向她表达的一句话：“我们江老师现在进了监狱，他最后能不能被枪毙？什么时候才能被枪毙？……”除了对加害自己的禽兽老师最重刑罚的追求，相比家长们，受害女童们对调解补偿款大多显得漠不关心。

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在前后两天的被害儿童家长随访中，家长们一致强调，他们在拿到补偿款的第一时间，都纷纷为孩子单立了账户，并承诺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会花在孩子的心理干预以及转学补课上来。“我们不会乱动里面的一分钱！”无论是肖陆，还是柳隆，都纷纷表态。

刑事案件刑事辩护刑事辩护律师抢劫罪福州刑事律师蔡思斌福州刑事辩护律师福州刑案律师福州刑辩律师蔡思斌诈骗罪量刑

套路嫖”的刑民界分与犯罪数额认定
2022年11月14日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2022年11月14日

利用社交软件实施诈骗是否就属于电信诈骗？–铁岭中院2021年改判案例
2022年10月8日

组织卖淫罪的“组织”行为应如何界定？-2021年辽宁锦州中院改判案例
2022年10月8日

以案释法|经营者表示对所售保健品系有毒有害并不知情，法院将如何审查？–湖南株洲中院2021年案例
2022年10月8日

福州刑事辩护律师唐山原创-组织卖淫罪与介绍卖淫罪如何辨析
2022年8月3日

婺源案中 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

婺源案中 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

婺源案中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福州刑事辩护律师推荐阅读

婺源案中那些为“恶魔”性侵狼师“求死”的被害儿童